从1897年求是书院的一间藏书室启程，跨越一百二十余载，浙江大学图书馆已构建起实体与数字协同、古今文脉贯通的知识宝库。
走进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馆，藏在善本库最深处的是有800余年历史的“镇馆之宝”——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刊刻的《资治通鉴纲目》（庐陵本）第四十五卷。《资治通鉴纲目》（庐陵本）仅存世十余卷，非常珍贵。
作为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浙江大学图书馆将传统修复技艺与现代科技检测手段相融合，持续抢救修复濒危古籍、契约文书、碑帖拓片等珍贵文献，完成大量老旧、濒危文献的修复与建档，并不断推进古籍整理与学术出版，让文脉得以传承、资源得以活用。这座知识宝库正以“藏”筑基、以“用”赋能、以“融”提质，全方位助力人才培育、科研突破与文化传播。
从宋刻本上的墨迹，到屏幕里可检索的数据，载体一变再变，对知识的珍视始终未变。在这份厚重的底蕴之上，超700万册实体馆藏筑牢根基，800多个数据库打破时空壁垒，轻点屏幕即可查阅珍稀古籍，千年文脉触手可及。
当大众印象里的图书馆还停留在安静自习、借阅图书的场所时，浙江大学图书馆已在探索一场深层变革。
传统图书馆的核心职能是“藏”，衡量其实力的标准往往是馆藏数量与珍本等级。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的获取方式已被彻底重塑。浙江大学图书馆很早便意识到，未来的图书馆不能只是知识的仓库，更应成为知识生产与创新的引擎。
近年来，图书馆依托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等平台，将海量文献转化为可检索、可关联、可计算的数据资产。以自研的写本文献数据库为例，研究团队不仅对散落各地的敦煌文献、契约文书等写本文献进行高精度扫描并发布，还与计算机学院的学者共同研究人工智能辅助学术手段对敦煌残片进行缀合等技术，让人工智能赋能人文科学。
如果说数字资源打破了时间的壁垒，空间改造则重新定义了图书馆与人的关系。走进浙江大学图书馆，传统“借阅区”的边界正在消融，取而代之的是整洁的阅览座位、分散布局的静音舱和可按人数预约的研讨室。学生们或独自伏案，或三两讨论，或在沙发上翻阅一本刚借的图书。图书馆不再只是“查资料的地方”，而成为学习、交流、沉思乃至休憩的复合型空间。
空间的变化，也改变着人与书的关系。在一些阅览区，书架不再高耸逼人，而是以低矮、开放的形式融入座位之间，伸手可取；有的区域设置主题荐书台，围绕一个话题集中陈列图书，让带着明确目的而来的读者，也能与一本好书“偶遇”。“可浏览、可停留、可发现”的设计，让图书馆重新找回书与人相遇的偶然与温度。
技术也在默默托举这份温度。由浙大团队深度参与研发的盘点机器人，在闭馆后穿梭于书库之间，把馆员从重复性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投入知识挖掘等工作。
浙江大学图书馆负责人表示，希望图书馆成为师生的“第三空间”，既不同于宿舍，也不同于教室，而是一个让人愿意停留、愿意探索的地方。为此，馆内定期举办“书香浙大”系列阅读推广活动，让静态的空间“活”起来，让知识在人与人的互动中流动。
宋刻宋印的《资治通鉴纲目》固然珍贵，但浙江大学图书馆更在意的，是让“镇馆之宝”们走出恒温恒湿的库房，走向更广阔的公共视野。
2024级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余筱然身穿白色工作服，正为一份古代文书“缝缝补补”。“古籍修复，不仅是修复一本古书，更是修复一条与历史对话的‘路径’。”她说。来自机械、计算机、外语、历史等不同专业的学生，通过子衿古籍保护社汇聚起来，学习理论知识，修复古代地方文书。
在这里，科技手段让“诊断”更精细：拉曼光谱技术可根据检测数据判断纸张、墨、颜料的成分及老化情况，纸张纤维分析仪能精准判断用纸的材质，为修复方案提供科学依据。修复师们依然一针一线、一补一托，手中所持有的却已从传统手工工具扩展到各种精密科学仪器。
暮色降临，盘点机器人陆续启动，阅览室的灯光依旧温暖。八百年前的宋刻本与今天的数字屏幕相映成趣，古老的文脉正以全新的方式通向未来。（记者崔力、俞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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